编者按：
在当前全球局势中，地缘冲突频繁，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美国近期出台的所谓“对等关税”，本质是贸易单边主义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经贸秩序，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中国凭借完整产业链与庞大内需市场的坚实底气，以强硬姿态有力反制。如今，中国经济彰显出强大韧性与潜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政策层面大力推动扩大内需战略，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
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中国资产重估带来的广泛而重大的投资机遇？证券时报特推出“中国资产重估”专栏。记者深度访谈众多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负责人、研究专家、投行领军人物和高科技企业负责人，深入剖析重估逻辑，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兼具实效性与前瞻性的参考视角。
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不断变化摇摆，对于全球市场的一致预期带来较大冲击，对此，券商中国记者采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德邦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程强，就如何应对外围环境变化进行了讨论。
接受采访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维持国内宏观政策稳定，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强化市场信心，减缓经济短期波动。中国需通过法治化流程保障政策连续性、通过市场化机制分散风险、通过国际化规则对接提升制度吸引力，将稳定性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制度磁场”。
首席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的逻辑在当前背景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关税摩擦不改中国资产相对优势的趋势。当前市场潜在增量资金大，“钱多”的情况下或无需过度悲观。中长期视角来看，政策层面对新兴产业支持力度加码，各地陆续出台具身智能、低空、AI等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趋势较为明确，以科技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标实现，将有效对冲部分关税影响。
将稳定性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制度磁场”
券商中国记者：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不断变化摇摆，对于全球市场的一致预期带来较大冲击，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宏观政策保持稳定性是不是变得更加重要？
管涛：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情况下，维持国内宏观政策稳定，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强化市场信心，减缓经济短期波动。维持国内政策稳定性，一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要坚持以我为主，将外部打压遏制的压力转变成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动力；二是要做到未雨绸缪，事前在情景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政策；三是健全和用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升政策目标、工具、时机、力度、节奏的匹配度。
汪毅：美国关税政策的摇摆性本质上是其国内政治博弈与战略竞争的产物，这种不确定性通过贸易、金融和预期三重渠道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在此环境下，国内政策的稳定性能够发挥“减震器”作用，通过锚定市场预期、对冲外部风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战略定力。
在全球经济“规则重构周期”中，政策稳定性已成为稀缺资源。中国需通过法治化流程保障政策连续性、通过市场化机制分散风险、通过国际化规则对接提升制度吸引力，将稳定性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制度磁场”。这不仅是应对短期关税博弈的缓冲策略，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基石。
王涵：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我国不仅具备宏观政策的空间，也拥有维持政策稳定的条件，能够为全球经济提供宝贵的确定性。而这一确定性源自稳定的政策框架、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成为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根本基石。
具体来看，维持国内政策的稳定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政策变动过快、过大；二是适时推出逆周期政策，并兼顾跨周期调节，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增强经济韧性；三是加强预期引导，有助于稳定信心，并增强政策有效性；四是加强政策协调和配合，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程强：国内宏观政策的稳定性成为抵御外部冲击、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点。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根据外部影响程度动态调整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组合拳”发力，增强运行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沟通与预期管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塑造积极的社会预期，要注意倾听市场声音，这要求既要有政策短期发力又要切实推进中长期改革，方能全面激发活力、提升各主体积极性。
券商中国记者：所谓“对等关税”一定程度上确实会对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市场也比较期待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化解压力，您对于政策层面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管涛：在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政策上应该坚定多做比少做风险更小的意识。因为即便事后证明政策支持多做了，也不是坏事——意味着经济复苏更快、更强劲。至于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可以以后再来讲通胀治理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看准了就一次性给足，提高政策实效”。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改革与刺激并重，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为各类经营主体进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强化对企业创新创造的政策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汪毅：政策层面需采取“短期纾困+长期破局”的组合策略，在稳住基本盘的同时重构竞争优势。应对关税压力需把握“防御—相持—反攻”的节奏，短期通过定向纾困稳住外贸基本盘，中期以技术突破和区域合作重塑价值链，长期则通过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将“中国方案”嵌入全球经贸体系。这种分层推进的策略，既能化解当前冲击，更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制度升级的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
王涵：面对“对等关税”冲击，一是财政政策可适时加快一些存量项目落地，对于“两重”“两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可以适当提速。二是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缓解“对等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并为财政发债稳增长提供适应的流动性环境。三是在外交和经贸政策上可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四是纾困相关企业，特朗普关税引起贸易冲突加剧，对企业产生了多方面冲击，可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以缓解企业因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所承受的压力。
程强：期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组合拳”发力，例如，货币政策用好降准、降息等政策工具；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赤字、专项债、特别国债等视情仍有进一步扩张空间。在预期管理方面，应制定可落实的政策坚决稳住资本市场，稳定市场信心。此外，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以超常规力度提振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应注重产业链韧性提升，并加强受冲击较大的行业和企业的纾困与减负。
提振内需是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券商中国记者：提振内需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共识，您认为提振内需对于当前的国内经济有哪些重要意义？具体又应该从哪些方面提振内需？
管涛：在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振内需的实际成效，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完成今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宏观政策需要长短结合，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稳步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要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业，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尤其要做好对受关税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就业补贴、失业保险、再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汪毅：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应对当前内外挑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当前提振内需需聚焦三大维度：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场景创新、有效投资扩容。在消费能力方面，优化收入分配是根本。消费场景创新是激发市场活力的突破口。在基础设施层面，完善县域商业网络和数字新基建是打通城乡消费“毛细血管”的关键。有效投资需兼顾民生补短板与科技赋能。
提振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通过供需互促重塑经济增长逻辑的系统工程，既是抵御外部风险的缓冲器，更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唯有将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与科技创新深度耦合，才能将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引领全球复苏的“中国动力”。
王涵：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内需的重要性上升，可以从稳存量和拓增量两个维度来看。一是稳定资产价格，筑牢内需根基。稳定资产价格，不仅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关键举措，更是扩内需政策落地生根的基础保障。二是顺应消费模式转变，优化内需供给结构。建议在制定政策刺激内需时，充分考虑年轻人的消费偏好，注重将中国文化元素与中国本土品牌相结合，打造更多具有文化内涵和创新活力的消费产品与服务，以满足年轻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推动内需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程强：面对高关税持续压缩对美贸易空间，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加大力度深度挖掘扩大内需潜力，不仅要靠总量政策拉动需求，也要依赖微观政策鼓励创造更多优质供给。具体来看，拓宽收入渠道、消费供给牵引需求、改善环境提升意愿是促进消费的抓手，而投资领域则聚焦制造业和基建，产业基础再造和标准提升引领是制造业持续向好的支撑。
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逻辑不会改变
券商中国记者：“中国资产重估”的逻辑在所谓“对等关税”的背景下是否有改变？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当前的市场变化？
管涛：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导致“中国资产重估”进程面临波折，但并不会改变“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逻辑。一是中国具备科技创新优势。以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持续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在政策支持下，民营企业有望继续在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中国具备经济基本面优势。去年底国内宏观政策集中转向以来，国内经济回升、信心提振、风险化解等积极因素在进一步积累和释放，并且国内政策空间仍然较为充裕，有条件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三是中国资产具备政策托底优势。中国政府对于外部不确定性的挑战早就未雨绸缪。近期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剧背景下，多部委及时发布稳定资本市场的举措，打出了政策组合拳。四是A股低估值优势突出，市场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因此，投资者应当坚定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汪毅：置身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代变局，中国资产的投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从“增长叙事”到“安全溢价”，从“β躺赢”到“α掘金”，唯有深度穿透产业逻辑、灵活运用对冲工具、敏锐捕捉政策产业共振点，才能在风险与机遇的再平衡中实现价值发现。这要求投资者既要有直面地缘冲突常态化的勇气，更须具备在高端制造突破、消费市场分层、能源革命深化等领域精耕细作的战略定力。
王涵：中国资产重估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的重估。美国当前面临的外交困境，本质上源于其硬实力的衰退。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丛林法则”之后，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将获得更多国家认可。二是在中国“制造+智造”的带动下，中国企业将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的科技型企业以及更加广泛的中国制造企业的估值均需要重估。
程强：“中国资产重估”的逻辑在当前背景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关税摩擦不改中国资产相对优势的趋势。此前A股股市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定价贸易摩擦的冲击，当股市以最差情况定价之后，当谈判一旦出现缓解，即为机会。市场潜在增量资金大，“钱多”的情况下或无需过度悲观。中长期视角来看，政策层面对新兴产业支持力度加码，各地陆续出台具身智能、低空、AI等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趋势较为明确，以科技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标实现，将有效对冲部分关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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